卫生间洗漱台上横放着两支开封过的一次性牙刷，壁挂电视下方狭窄的长条桌上，堆砌着印着酒店店名的五个一次性纸杯。长条桌的另一端，晚餐已经放冷：塑料袋潦草包裹着咬了一半的肉饼，还剩三分之二的奶茶。纸杯内壁的黄褐色痕迹弯曲成弧形，冲泡的奶茶是周芹从酒店前台拿的免费的奶茶包。

 

　　这些一次性用品在一次次的使用和替换中经过周芹的生活。她真正拥有的，是放在门口的24寸行李箱，里面装着她全部的夏季衣物，以及长条桌和床头柜下的一双拖鞋、一双运动鞋。地板上的烧水壶从没用过，装垃圾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堆放着待洗的裤子和袋装洗衣液。

 

　　对周芹来说，这些不多的物品并非意味着无法割舍，从2022年2月到现在，在多家酒店辗转的这半年，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丢弃的。重要的东西都在黑色双肩包里：电脑、电脑支架、耳机、橘黄色的水杯。她背着它们，不断离开，又在一个又一个酒店短暂停留。

 

　　长租酒店代替租房的生活方式，正成为一些居住在一线城市人们的新选择。离开某个可以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，他们形容这是一场“逃离”：有的人为了逃离平稳的生活，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；有的人希望集中在自身，找回从生活中退场的意义；有的人想为不安全感找一个庇护所，触摸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。

 

　　但生活在酒店只是阶段性的状态，选择长租酒店是恐惧群体和世俗标准的自我防御性辩词，还是代表着一种替代性、更冒险的生活方式？新的生活该何去何从？对这些问题，他们没有答案。

 

　　被压缩至15平方米内的生活

 

　　周芹坐在床上，书包就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这张1.5米的床几乎填满整个房间，从下班后到第二天8点起床，她坐在这张床上继续加班，或者玩手机、看电影。

 

　　“住酒店意味着一种自由”，周芹说。聊天中，她反复提及的词语是“可能性”，押一付三的租房合同是一种束缚，意味着和居住城市、工作的长期绑定，“就像置身于监狱”。而现在，她和酒店签的是一个月的短期合同，“能够说走就走。”她说。在价格和通勤便利上，长租酒店也更划算，酒店离公司通勤时间只有5分钟，月租酒店的房费3188元，再加上水费50元，卫生费20元，每月只需支出3258元，比以往平均每月仅房租就需3300元的群租房价格更便宜。

 

　　唯一让她不满的是现在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没有窗户。清晨的光亮无法唤醒梦境，“上班总是迟到。”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：“窗外”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。

 

　　周芹居住的酒店没有真窗，假窗户外是一幅装饰画：“窗外”的晨曦正照亮密林间的一条小径。新京报记者杨柳摄

 

　　27岁刘颖的生活，也同样压缩在18平方米的空间里。与周芹不同，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快捷酒店内，一次性用品的痕迹被擦除，取而代之的是刘颖五颜六色的个人用品。酒店提供的浴巾下挂着两条绿色和粉色的毛巾。牙刷是自己的电动牙刷，梳子是更适合长发用的气垫梳，沐浴露洗发水也都是刘颖自己买的。

 

　　由于酒店里不能做饭，刘颖在电视下的长条桌上摆满了零食和袋装咖啡。午餐和晚餐就点外卖，酒店前台会有代收服务。这对刘颖来说不算个缺点，“本来我就不爱做饭。”

 

　　生活在酒店，是一个与物品断舍离的过程。曾经，刘颖最喜欢买的东西是各式各样的收纳工具、收纳箱、收纳盒、收纳架，物品被分门别类地放置，展示，继而被忘记。住在酒店后，刘颖意识到这种荒谬。现在，酒店书桌桌面上是没有用小书架整理的三本书，和唯一的一个收纳箱，里面放着护肤品和化妆品。她仅有的三双鞋子就摆放在地板上，夏季几套衣服挂在衣柜里，只需一个袋子就能打包好。

 

　　2021年5月，长居香港的34岁的雁小北住进了香港港岛海逸君绰酒店。在香港长租酒店同样无法满足三餐煮饭的需求，习惯早起的雁小北琢磨了在酒店做简易早餐的方法。放置行李箱的桌子被她当作食品区，放着一个小型三明治机，三小瓶调料罐，三个碗碟和一些零食。洗些新鲜的生菜，在三明治机上煎个蛋，加热火腿和面包，一个丰盛的三明治就做好了。

 

　　除了食品区，生活的痕迹从放在卫生间里的体脂仪，粉色枕头，花朵样的陶瓷杯等物件中可见端倪。除了挂着衣服的衣柜，电视柜下的储物空间被她当作储物柜，贴身衣服卷起来摆放得整齐。在香港酒店生活，小北也延续了从前日常环保回收的习惯。电视旁边的大帆布包里，装着分类过的垃圾，冲洗过的塑料瓶，纸制品，金属饮料罐和易拉罐。每两周，她背上可回收的垃圾，送往从酒店步行十分钟可达的“绿在天后”回收便利点。